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2.受益者

另一方面是以“受益者”自居，“我”陶小布算是返城知青中混得较好的，既上了大学，后又当了官员，事业爱情双丰收，物质和精神也实现了双重富有，这也是他更能辩证看待知青生活的重要原因。在《暗示》的“极端年代”节中“我”从改造教育的层面肯定了毛主席所提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认为它使“人文理性重新扎稳了根基，打掉了知识界的软骨症和幻视症”，也为自己有亲历的生活经验感到庆幸，赞赏其背后的“知行合一”理念。

不仅在书中，在现实中的作者韩少功也可见其从知青生活中受益颇多。一是积累了生活素材，促生了《马桥词典》等作品，知青锻炼和地域文化滋养了他的文字，二是结识了一批乡亲并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朴实亲近的人情关系是在城里难得结下的，三是扎根农村，知识分子更能贴近和理解乡土中国，利于重视传统，继往开来，如在八十年代掀起了“寻根文学”之风，四是寻得了身体与心灵的栖息地，其退休后再次选择回汨罗即年轻时插队的地方养老，他自言不喜欢城市的喧嚣，性情几乎已全融入到这片乡土中，可见作家对过去的知青生活是持有留恋、认同态度的。

（二）融合批判与肯定立场

韩少功对笔下这些知青的审视目光是辩证的，既有批判、反思，也有肯定、同情。在俄苏作家中，大部分人认为文学当反思其所处时代社会和本质，“谁之罪”是俄苏文学的一个突出主题。对底层农奴的遭际书写、对社会世态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群像的塑造… …这些在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19世纪俄苏作家的笔下均有呈现，不难发现，他们常通过对人物灵魂的自我拷问来反思知识分子群体和自身。这点与韩少功在《日夜书》的表达也相契合，叙述者陶小布多次穿梭在他人的故事中又一遍遍反观自身，对自己和其他故事的主人公进行灵魂拷问，“而在苏俄作家们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小说以清醒的态度书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俄苏作家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注重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注重对社会和个人的反思”[1]这点也同样有体现在中国作家身上,韩少功在青年时期就深受到俄苏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基于知青经验上的反思精神是他的一大创作特色，其并不单一从政治层面进行批判，而是更高地站在了“人性”、“社会”层面。

从经历和命运上来说，《日夜书》中的知青们是悲剧居多，“我”批判的是人性中的弱点、社会上不合理的运作方式和不公平的命运，肯定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顽强而又真实的生命力。如大甲本有着美术天分，因下乡中断了他的艺术深造，劳作 

劳作并没有让他道德或艺术上有所长进，反而他在这自视高人一等而不安分，因知识分子的虚荣心老爱吹牛，占小便宜，后把些乡下常听到的下流话转变为画作，稍作包装“出口”却成为国际上炙手可热的画家，这一经历就是个“反讽”，所谓接受“再教育”，大甲他并未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反用些糟粕去糊弄外国人且以此为豪，假如他不用下乡而走上原定的那条路，会不会成为个真正有水平的画家呢？也不一定。此案例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在下乡中得到真正的锻炼，很多政策初心好却达不到预期效果，存在着些不合理之处，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中止了学业而在乡里白白耗费了几年青春，思想趋于平庸。但作者并未将人物简单化，在来到白马湖这个新天地后，大甲身上也生出了一股子激情和生命活力，他是大家劳累日子中的“开心果”，在条件艰苦时仍未放弃绘画，他给孩子画老虎，给村妇画刺绣来换得些好处，展一技之长而倍受人尊敬，多年以后，陶小布推想他无论是发达还是落魄“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i]，这样一看大甲又有些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