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二）“我”的人物形象

不可忽视的是，“我”不仅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也是作者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只是相对于其他人物较为隐形。《日夜书》中的“我”即陶小布，他朴实真诚，敏感多疑、胆小又软弱，不太敢爱敢恨，易与他人产生共情，学识广而谨言慎行，为人很是“中庸”，有时像个“烂好人”和“和事佬”，亲历过知青在物质和精神间的难以平衡，正视自己的生存境遇与价值，发现自己不过也是个会向现实妥协的普通人，并未因是叙述者而“美化”自己，反之大方承认自己的缺点。“我”参与在很多人的故事中，主要起见证并描述的作用，陶小布的性格中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他是知青中的一员代表，其性格描写部分不如其他人立体，也是为衬托他人形象而存在的。

陶小布是作者虚造的一个说话者，总以“我”的口吻出现，有些经历如“六年”的知青生涯还与真正的作者韩少功暗合了，两人性格也有相似之处，但不可将“陶小布”完全等同于韩少功，充其量可以肯定的是他身上有作者“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真实讲述者即作者和读者中间，设定一个“我”这样的人物，作用一是让“我”参与故事而成为线索，好贯穿全部的人物和事件，二是“我”作为虚构人物有小布的立场，与真作者“隔”了一层，其言行不易被误会成韩少功本人亲历的，避开些无聊的考据癖，三是作者方便借“我”之口抒己所见，书中广博的知识和犀利论断可以说都是韩少功自己的思考，四是出于一定的顾虑，让书中人物说话，能涉及的内容可更自由，“他”想赞同就赞同，想批判就批判，说些粗俗的话也无妨，反正又不等同于作者的立场，还能显得更活泼生动。

三、辩证的审视目光

（一）兼容受难者与受益者心态

陶小布在书写知青一代人时，他是以“过来人”自居，一个“亲历者”却退居成了“旁观者”，本可以做主角却要当“配角”，与其他人物形“平视”关系，透过他们来看见“自己”已显现或隐藏的“一部分”，在鲜活的同类个体身上看见一个时代的“倒影”。

知青生活不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阶段，过去了就算过去了，它恰好撞上这群人的青春期，而十五六岁正是一个人三观的形成关键期，即便知青返城后跨入了中老年，这期间的影响将伴随他一生甚至影响到后一代。韩少功身上也体现了这点，即便他后来迁居海南或是隐居于湖南，期间的生活较少进入其作品，而“知青情结”却是他一直以来难以割舍的，几乎渗透在他所有作品中。同写知青题材，韩少功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是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与“反思”文学的，他谈到“伤痕文学”过于标签化，形成了一种“非黑即白”的两极思维模式，不利于作家表达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更在意于“打破模式，更换视角，解放自己的生命感受”^[ii]。

早期主流的知青小说总流露出作者单一否定的审视目光，知青形象多是无辜的、趋近完美的，充满着精英意识，即使堕落了也全是社会的“黑锅”，常以完全的“受害人”自居，事后回忆起就表达着自哀自怜又愤慨的情绪，而在《日夜书》中作者韩少功与叙述者“我”都不走极端路，同时兼容了两种身份介入到审视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