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二、间接的自审方式

同是以文学之笔在回忆和审视过去的生活，韩少功不同于巴金在《随想录》中以“我”的身份直接写“我”的故事，表达忏悔和反思，而是主要在写“我”所看到的“别人”的故事，夹以议论抒情，其新世纪小说《日夜书》和《暗示》便是“我”想透过“别人”来进一步看清“自己”，看清这“一代人”的尝试。

看着曾经一起生活过的知青们在返城后各走上了不同生活轨迹，仿佛也像是自己另外可能的“不同活法”，如同“照镜子”，在镜子里看见形形色色人的悲欢离合，那里面又何尝不是照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的种种可能呢？再如90年代的《马桥词典》也是从方言切入，作者以词条形式来描绘马桥世界，而不是以自己的口吻来直接写马桥故事。众所周知，小说不同于散文，它可以不用那么直白坦诚，采用艺术上的“陌生化”来使读者和文本及作者间“隔”一层会更显魅力，所以由此看来，韩少功自我审视的方式表达地更为间接、含蓄和值得推敲。

（一）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韩少功小说中大多看起来像是第一人称叙述，实则是第三人称叙述，另外造出了一个“叙事者”，但却不一定是“我”在讲“我”的故事，而是主要写“我”在看“别人”的故事。在《日夜书》中是由叙述者“我”即陶小布在书写“后知青”中的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流亡者等各类人的经历命运。从时间上看，“我”站在“今天”看遥远的“昨天”，离知青年代已隔了些久远年份，心态趋于冷静理性，由当年的稚嫩迷茫到现今事业爱情皆有所成，仍能对他们产生“共情”，这种感情复杂，非褒贬二字可划分。从空间上看，知青生活是所有人物的共有经历，由乡村返回城市，“我”是同代亲历人也是见证者，连接着这批人的“过去”和“后来”，这一视点的设立，便于同时从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来观察人情世态。

写出同代知青的故事一是不希望这些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被历史遗忘，二是希望在写下回忆的同时能通过看“他人”来向内审视自己的内心，向外重新思考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不单是因他们的事迹值得被记录，更多的触动是通过写“他人”，“我”时常能看见“我自己”，看见“这一代人”的某些共性。《日夜书》中的马涛跟“我”说“唤醒这个国家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你们不知道，我病得一头栽在地上时也没灰过心，哪怕吃饭时嚼沙子吞蛆虫也没灰过心… …我被他们的耳光抽得嘴里流血，被他们的皮鞋踩得骨头作响，但我一直在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忍住，要忍住，要忍住。我就是盼望这一天，就是相信有这一天… …”后捧头而哭，而“我也眼眶潮湿”，说明“我”心中也潜藏了一个知识分子普遍的救国梦、英雄梦，只是外在行为上不想也不敢像马涛一样疯狂。陶小布当年自愿“上山下乡”也是有想着身为青年人能建设国家，在基层干出番事业的，听着“他”说出了“我”心中也期盼的图景，和也曾怀揣在心头的热血和理想，而这一切却被现实击碎,在如今显得荒唐又可笑，怎能不为之动容呢?虽平常有点看不惯马涛这类“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人物”，但在说出以上话的那一刻，“我”理解了他。

贺亦民也是个传奇人物，在被捕走前只有“我”明白他短信中“人肉炸弹”的意思，久久为他沉默，写道: 一键之下，事情结束了，他终于成为中国的林纳斯，一颗共产主义的技术炸弹--他其实不太愿意充当的角色。在那个石油城，他差不多曾是一个特别顾家和恋母的孩子，采来一朵鲜花，一心献给母亲，但敲了好一阵家门却迟迟未听到开门声，只能重新走上流浪的道路，听任花瓣在风中飘散四方。

 “我”用一种浪漫的写法比喻贺亦民的困境，这浪漫背后便是他个人无尽的悲凉，不幸的童年——贺父从小对他的PUA式教育，因个子矮，加学历低在成长中备受屈辱等，这一切都埋在他的心中生根，但他长大后并没报复社会，反而发明出了科学精英都头疼的大学术成果，虽也有“混混”气，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好人”。捧着一颗纯粹的心来，却被世俗所不容，本该是“天之骄子”却意外成了祖国母亲的“流浪弃儿”。他吃了许多苦，努力想做“好人”被父亲和大众认可，最后却因一次正当防卫失手杀了人而落了个“坏人”的名头不得善终，前有成果被一票否决，“我”痛惜他的结局，同时也从中看到了那代年轻人怀才不遇，被命运捉弄又难以逃脱的人生“缩影”。

“我”既是小说中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议论者和抒情者。在叙述他人故事之余，或隐或现，“我”时常“跳出来”发表理性兼有感性的言论，上升到人性、社会、生命等高度层面来重新看待过去的人与事。陶小布可视为“隐含作者”，小说节与节之间采用跳跃、闪回的组合方式，梳理记忆时“我”多用到了倒叙、插叙，全篇片段化，人物出场也如《水浒传》的联缀式，一个引出一人，同一人又能贯穿在其他人的主要章节中，无中心主人公，于小说中的地位“人人平等”。在故事之间，“我”插入了自己的声音，同时也很大程度是真正作者韩少功的声音，比如“泄点和醉点”节从“性”上来窥见人的精神病态，其中有关人类心理学、社会学的考量便是韩少功自身的知识储备。

此外，“我”将人生比喻成电影，常站在上帝视角看自己和他人，从前希望能预知未来，后来觉得人生就像已拍好的电影，只能走一步知道一步地“认命”，这部电影就是由这一代人的日日夜夜组成，“日夜书”是过去进行时、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从中稍作停顿来思考“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这类哲学问题，升华了思想主题。正是因为“我”除了单一叙述者外又加入写了“自己”的想法，使得《日夜书》在故事内外还利于读者进行理性思辨和情感代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