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此外，白马湖知青们对下过乡有又悔恨又自豪的暧昧心理，但他们嘴面上咬定只有悔恨，并把所有不幸都推脱给下乡，习惯性自我麻痹，把所有的美好都寄托在当年没走成的另一条路上。面对这种后知青心态，“我”从农民的立场批驳道“凭什么说三五年的农村户口就坑了你们一辈子？”^[ii]，大意是知青再苦也比不上农村人一辈子呆在山里苦，可山里照样出人才，反观城市才是养懒了人，不必把黑锅全扣在下乡头上，在批判中又没有完全否定知青经历在“我们”人生中的作用。

从价值观上来说，下乡后，知青原有的价值体系在面临现实和与各种人打交道中受到不断的冲击，并发生改变，“我”此刻的价值判断也与当年做知青时的“我”不同，审视目光是变动的。作者肯定了各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按官方或统一标准去衡量好坏，价值观它可以是多元的、复杂的。《日夜书》中“我”在各种人的“反问”下，开始了对原有价值观的自我怀疑，他们的声音既是外在的，也是“我”内心想问又不敢逼问自己的，比如“我”想劝贺疤子学好，他反问“这个世界谁稀罕我学好?再说，什么是好？你能讲得清楚？”，然后讲起厕所理论，的确，这是他在残酷的社会丛林中形成的生活哲学，对于贺疤子个人来说是管用的，相比之下“我”口中的“学好”“高尚”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对道德标准的重新审视。再比如老场长吴天保反问小布“解放全人类，不就是要让大家都好过？没有煮的，没有杵的，能好到哪里去？”，小布觉着生活中还有更高的东西，吴天保再次反问“更高的？哪里？”，而“我说不出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当下感官欲望的满足的确比遥远的精神追求要更紧要、更实在，吴天保话糙理不糙，说得当时的“我”无言以对。现在的“我”来看还是无法完全认同一些观念，但在不同价值观碰撞间能有所判断和取舍，不会仅站在个人立场上非褒即贬。

从理想信念上来说，“我”批判的是些本就幼稚的梦想和人们不理智的追求方式，肯定的是其中单纯真诚的初心。《日夜书》中的马涛，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抛母弃女，他自视为“救世超人”的一系列言行显得幼稚可笑，全身心疯疯癫癫地投入到幻想中的“革命”，最后家破人亡，可“我”并没有完全嘲笑他的理想信念，在马涛对“我”说出唤醒国家是他活着的唯一意义，“我”也热泪盈眶，产生了共鸣。小安子不愿做个安分的女人，背离家庭后私生活混乱，一生都在漂泊，她所想过的 “浪漫生活”总是把别人折磨得够呛，雨中漫步等情节也让人暗自发笑，可她日记中提到最想做的事居然很简单——“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有谁能否定这样浪漫单纯的梦想？“我们”这一代知青将理想设定得太过于美好而忽视了现实的残酷，结果在追梦中执迷不悟，呈现出某种病态的坚持，就像小女孩笑月曾满心欢喜种下自己画的太阳，却迟迟没等来太阳树的开花结果，直到她香消玉殒后也没看到，这也是一个隐喻，是知青们梦想破灭的缩影，他们的理想本就脱离实际，是不会有结果的。

《暗示》中也有揭示知青对国家所提倡理想信念的曲解，及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心理和行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女孩们还没有 “打扮”的概念,抢着脏活累活来“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一个个形如铁塔”，这并非真正在追求劳动的快乐，而是 “攀比”，比谁身上因劳动留下的痕迹最明显而感到光荣，现在看来这现象就像是在以自我摧残为乐。同样扭曲的心态还体现在“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纷纷学“抽烟”，“我”居然想故意弄旧新衣而不在农民面前自卑… …国家发动知青下乡的初衷是边缓解就业压力，边让年轻人学会农民身上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部分知青没领悟到下乡学习的本质，舍本逐末，把发扬青春的理想信念理解为“做做样子”，作者对这一现象也是持批判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