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结  语

韩少功曾被学者杨厚均在访谈中问及苏俄文学对其的影响较深处，他回答道“俄国有东正教的强大传统，有更强的欧洲文化基因，这与中国有较大差异。但苏俄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与我们又有某种近似性，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这大概是我们最容易相互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俄最早出现‘人民性’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纪念普希金时，提到过‘人民性’有三层含义即表现‘小人物’，汲收民众和民族的语言，代表民众的利益和愿望。他的《穷人》就是很有底层性和人民性的，有普希金的精神血脉”，继而简介了下大背景，提及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文学走“自我路线”的“相比之下，苏俄文学显然是另走一路，其主流风格是忧民、忧国、现实批判、社会关怀，我们不妨称之为‘人民路线’。这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中国、日本以及亚非的很多国家。那时候叫‘红色的三十年代’，又叫‘普罗文艺’。一个进步作家不说‘普罗’这个俄语词，好像都没法出来混的”，韩少功自青少年时期就深受俄苏文学的熏陶，在后续的新世纪创作中仍可见到这种“人民性”观念的持久影响，其新世纪小说《日夜书》和《暗示》便可作为典例来分析。

《日夜书》和《暗示》中“我”不断地在重新审视他人，也不断在重新审视自己，但未得出明确结论，更多只是展现出来“我们”知青的故事，让读者自作评价。韩少功是属于“想清楚了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的作家，所以知青自我审视的结果也是没法一句言明的。其两部小说的结尾节都具有朦胧多义性，带有隐喻和象征，作者的总结或许暗含其中，如《日夜书》末句“多么美好”，到底是历经劫难后重见阳光而发自内心的感叹，还是正话反说带有愤愤不平?抑或是两者混杂？… …没有唯一答案。

从叙述人“我”的讲述来看，对知青主要是持理性批判态度的，由于韩少功也曾是知青，在审视反思中代入的情感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一副热心肠，于《暗示》自序中他说：拿起笔来不过是别无选择，应运而为，不过是心存某种积郁和隐痛，难舍某种长念和深愿，便口无遮拦地不平则鸣。我把自己的观察、经验、想像、感觉与思考录之以笔,以求叩问和接通他人的灵魂。受俄苏作家那种擅于灵魂拷问之精神的影响，韩少功既有上升到命运哲学去客观思考人生，也有自我宽慰想求得思想解脱的主观成分，其审视的结果具有开放性，等待着不同读者的“加入”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