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лия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самоанализ Хань Шаогуна

1.受难者

一方面是以受难者自居，知青们被命运抛掷到另一条人生道路上，“我”讲的后知青故事大多是悲剧，或是留有种种遗憾。年少背井离乡，从城里的读书娃突然转到当年一穷二白的农村劳作生活，“我”在客观上承认了大家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吃了许多苦，但未放大苦难描写，只是借人的状态侧面描写。如说饿得眼珠子发绿时能一口咬个猪肘子时陶小布说“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现看来夸张，这种“饥饿感”在当时却是真实描写，还有“我”为换五十张饭票豁出去吃死人尸骨的情节，人至绝境，为了“吃”知识分子可以放下身段和不择手段，这让人想起《绿化树》中的章永璘。眼前温饱没法解决，“上层建筑”便像是句笑话，知青不仅面临着肉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煎熬。“我”有时稍微清醒就在想“更高的东西”，不愿意屈服于现在这种卑琐的生活，时常感到被世界抛弃了的寂寞，第20节还仿《狂人日记》体写了“我”的幻觉和生存恐惧，可见平时情绪是有多么压抑,只有在梦境中才得以释放。

除了共有的苦难，每个人还有各自不同的难处。马涛自诩为“英雄”想轰轰烈烈干番大事而受万众瞩目，但客观看他脱离现实，成不了什么气候，但这样一个小人物也在政治风波中，在自己的假想中活地提心吊胆 ，然后真被告密坐牢，白耗费了几年青春又后查出癌症，母亲和女儿去世时他都不知情更不用提在场了，一辈子活在幻想的“英雄梦”中，可笑又可怜。马楠为救这个糊涂哥哥在少女时委身于一个老主任，后在与“我”的婚姻中也留有心理阴影，且终身不孕，脾气变得古怪而爱折磨人，类似人物的精神病态描写有很多，与置身之外的“揭短”不同，“我”理解他们的苦衷，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看他们，前后文都有交代“因果”，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看向他们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做了个“种瓜”的比喻：当年在乡下时… …也许，这只瓜在授粉和打苞时遭遇了事故，出现细胞或基因方面的错误，才积下了满肚子悲愤。你也不妨这样想象:月光遍地之时，别的瓜都睡了，只有它不睡。早上鸡叫时，当别的瓜兴致勃勃接受阳光和雨露，只有它在暗暗地收集蚁毒、蚊毒、蝎毒、蜂毒、蛇毒、蜘蛛毒… …把自已熬制成一颗定时炸弹 ，然后在主人的餐桌上轰然爆炸。它就不想希望自己也能甘甜一生吗? 当然不是，肯定不是,绝对不是。但它的悲情无人可知… …

以瓜喻人，“我”以宽容的目光看向这些知青，把他们被忽视的一面从幕后重新拉出来——马涛并非天生就是个走火入魔的政治狂人，他只是个努力想证明自我价值的小伙，想守护心中那一寸纯粹的救世理想；马楠并非天生就是个神经兮兮的家庭妇女，她只是一个曾经家庭责任感过重和渴望爱的善良少女；小安子并非天生就是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流浪者，她只是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刺激，在留给“我”的日记中仍是一个纯真浪漫的女子… …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完美的好人，那么是谁造成了他们的悲剧？老了的知青们有一套“统一”回答：“如果说他们现在下岗失业了，提拔无望了，婚姻解体了,儿女弃读了,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肯定就是白马湖罪大恶极，窃走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即将责任全推给了“上山下乡”政策，而“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原因，政治环境只是小说中一块遥远的幕布，此外还有人性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时代同样存在的规律，和一些不可言明的因素我们姑且称之为“命运”等等。

陶小布在下乡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时隔多年他再反过头来审视这段岁月并未把所有不幸都指向政治层面，一个曾经的“受难者”对苦难的叙述反而是轻松的，以轻松的语调讲沉重的话题，带点黑色幽默，庄词谐用，初读令人发笑，再多读几遍便觉出了“笑中带泪”。

“我”因看似神志不清被判定没用了，分到了没人愿做的工作，被变相孤立，于是美名说在领导的“照顾”下去“守秋”，句末交代句“算是比较轻松的差事，一般只交给老年人干的”便引人发笑，其实在乡下“我”的精神痛苦是不被理解的，反而被当做“疯子”调离人群，有自嘲大材小用的意味在里面。一个人守在空空的山谷里几近要被寂寞逼疯只得自找“乐子”，说着“我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四处投放屎尿”，还边胡唱着歌，明明惨遭风雨，“我”却喊着“嘿！老子今天干脆什么也不做了，就同你死拼一把，睡它一个淋浴觉就不行吗？”，乍一看他好像乐在其中，其实是“苦中作乐”罢了，谁会真的因被丢到露宿野外又夜遭暴雨而享受“淋浴觉”呢？侧面看出知青当年条件很苦，甚至有生命危险，可“我”和真正的作者都未对苦难作过多的正面描写，一方面是阅历随年岁增长，看开了，只是当下感受很真实，熬过了当时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坎，苦难记忆淡化，一方面是作者乐观的心态，他不愿再重复“伤痕文学”的声音，由对苦难的展示，上升到了普遍人性与社会的思考，不单单是抱怨，而是对包括“我”在内的知青受难者怀有一颗悲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