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а в сельских районах Китая после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на примере Церкви Айхуа в посёлке Лохэ

2.外部社会环境的推动

罗河爱华教得以发展的社会起源还得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前集体化经济时期。罗河镇在集体化时期成立了生产大队，在那个异常状态的群众基础上，集体记忆的诉说是“集体插秧啊”“劳动比赛啊”以劳动性的公众参与为主流，“有时候放个电影，演个戏”的公众娱乐生活为次要的集体化生活。但毫无争议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公众生活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阶段，除了政治动员起来的公众领域，日常生活中的自发性的走邻访友的唠嗑也是非常频繁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乡村空心化”和“乡村衰败”也随之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反差也为宗教在乡村的兴起提供了有利契机。也许只有从某种程度重塑公众生活的能动的角度才能阐释罗河爱华会的产生及发展，中国近代的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诞生也往往不是“自发秩序”，而是政府塑造的结果。罗河镇在这个方面的近代历程也有着中国千万个乡村社群社会的“家族相似性”。

罗河爱华会的兴起和罗河镇公共空间中的权力空缺是密切相关的。于峥嵘指出中国“基督家庭教会”经历了地下传教、团队式“家庭教会”、独立地方教会等三个发展阶段[于建嵘2012]。罗河爱华会虽然一直表示服从“三自会”（自治，自养，自传）领导，但也基本符合这样的过程。这些过程表明乡村教会在乡村社群的微观政治中越来越掌有权力的过程。此外，罗河爱华会填补的也不仅仅是权力空缺，对公共文化领域中的仪式符号空缺的填补也进一步体现着爱华会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是传统中国依托于家长制宗族的符号仪式，还是集体化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民节日的神圣革命集体表象，都无可避免的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功利主义洪流中怯魅（对于传统“迷信”的怯魅则贯彻包含集体化时期的近代中国历程），这种过程是某种中国式的理性主义的得以贯彻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其结果却是非良性的。如阎云翔指出这种进程的结果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中出现了“权利”与“义务”理解的失衡，导致了一大批缺乏公德的人，此外社会的中集体表象的空缺也使得乡村社会丧失整合趋于原子化[阎云翔2006, 23-32]。乡村基督教会在这样的乡村空心化的局面下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的。另外，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提出地方宗教的兴起表明地方认同感的复兴[Feuchtwang1992, 6]。其实这也是政府在地方的权力空缺带来的一个变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