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 в работах В.Б. Шкловского

三、对叙事空间的比较

较之“变形”部分的解读，什克洛夫斯基对唐代传奇与别国小说中的“叙事空间”塑造问题阐释的更为详细。他指出，中国小说中的“空间结构是有趣的……它似乎有一种包容一切的特性：凡人可生活在非现实的世界，精怪亦可在凡人中安居乐业”。吴晓都认为，批评家在其论著中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现实情景”与“超现实”界限的模糊特征进行了充分解读。

(一)“现实”与“超现实”的交融与分离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中国小说中精怪的生活和世界与人的生活和世界并存，这个精怪的世界并不是人人都可进入，但它是现实的，只不过是尚未被所有人见到的现实，进入其中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此处批评家以《柳毅传》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上观点。

后来笔者去详细阅读该部作品，发现在《柳毅传》中的确存在两种叙事空间：一个是以“柳毅”为代表的“人类世界”，另一个便是“龙王”所居住的水下龙宫，即什氏所言的“精怪世界”。柳毅受龙女之托，给龙王带话，龙女对柳毅讲述该如何进入龙宫（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柳毅和龙女的相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机缘巧合，正是此种机缘使得柳毅能够偶然进入到精怪的世界。通过研读原著，可以见得什克洛夫斯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中国小说中叙事空间构造的独特之处，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但批评家补充道，虽然小说中精怪的世界是美妙的，但却是一处禁区，因此没有希望，如在《任氏传》中，狐狸总是受到狗的威胁，狗追捕狐狸并且杀死她，于是残忍进入生活。 我国学者祖国颂与什氏这一观点所见略同，他指出小说中的精怪虽都表现出优于常人的特点（如《任氏传》中的任氏），但由于自身的动物本能受到自然属性的相对制约（即什氏所提到的“狐狸受到狗的威胁”），从而与人类的世界存在本质上的隔阂，最终不得不离开人的空间重新回到自己所属的世界。

什克洛夫斯基还谈到，格林的《捕鼠人》是与中国小说叙事空间结构类似的一种尝试，他认为格林在小说中也塑造出了一个完全现实的鼠国。

《捕鼠人》是德国《格林童话》中的名篇之一，笔者细读后发现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所塑造的“人类世界与鼠国”和《柳毅传》中的“人类世界与龙宫”确实如什氏所言，是极为相似的叙事空间建构模式，且两个世界彼此也具有一定的联系－－吹笛人与老鼠。此外，这个鼠国与《柳毅传》中的水下龙宫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进入，吹笛人也是源于某种机缘巧合方能进入其中。

而在俄国故事中，什氏认为，“野兽生活在人的空间里”。由于什氏并未详细阐释，所以笔者遵循批评家之前的“人类世界”与“精怪世界”的空间形式二分法，可将其话语理解为在俄国故事中只有一个空间－－人类世界，野兽与人类共存于一个叙事时空中。

对于俄国叙事空间的建构特点，批评家只是潦草带过，没有细致具体地加以分析，难免给人一种模糊混沌之感。不过，回想俄国故事中普希金笔下的美人鱼、或者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魔鬼等精怪人物，它们确实大多生活在人所在的空间里，并且有迹可循，同时不需要某种特定的机缘便能找到其所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