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 в работах В.Б. Шкловского

1982年晚年的什克洛夫斯基再著新版《散文理论》，这不仅是他对1929年版本的重新审视，更是“一个求实唯真的学者对辩证思维的遵从继而在认识上发生转变的体现”。较之旧版本，新版《散文理论》更具内容的丰富性、视角的独特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在新版《散文理论》“中国小说初探”一文中，什氏“以一位中国文学读者的身份”专门对中国古典小说和诗歌加以解读。批评家曾言，关于中国文学，“我所处的状态正应了古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认识始于诧异”，“我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不单纯是一个年迈老者对异国风情的雅兴，这是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分析融合的尝试”，是对“人类道路共同性的探索”。可见，“中国小说初探”不只是什氏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概念结构与深刻矛盾的“诧异之笔”，更是什氏世界文学研究整个建筑中的一部分，是他“世界文学”意识逐渐形成、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又一立足点。

什克洛夫斯基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在其论著中分别对公元7-10世纪的唐代、蒙古入侵时期、14-17世纪的明代、17世纪初的清代这四个时段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独具一格、颇有见地的阐释。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主要从变形艺术、叙事空间、文学功能等方面梳理并分析什氏关于唐代传奇及其与俄罗斯、阿拉伯、意大利、丹麦等他国小说创作的横向比较研究，同时阐释什氏唐代传奇研究的诗学价值与缺陷，旨在为什氏东方及世界文学批评研究的开展提供新视野。

一、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在分析中国唐代作品时，什克洛夫斯基使用了“Танская новелла”、“китайская новелла”及“китайская сказка”这三种表述，“новелла”与“сказка”，二者无论就其基本释义、抑或是文体特征都具有明显区别，为了避免由于词汇释义造成的概念错置、体裁差异及理解混淆等情况的出现，更是为了后文的进一步论述与探讨，笔者认为理所应当，并且非常有必要对以下两个问题做出详细具体的说明。 (一)关于“Танская новелла”的释义问题

首先，笔者尝试对第一个问题做出解释：“Танская новелла”应翻译成“唐代小说”，还是“唐代传奇”？这关乎到本文题目最终到底该如何命名。

什克洛夫斯基在“中国小说初探”一文中曾表露自己不懂任何一种中国语言，并因不能从原文读这些小说而深感遗憾，后来笔者自俄文版《散文理论》中得知，批评家所读译本是1955年出版于莫斯科“文学典籍丛书”（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中由费什曼（О.Л.Фишман,1919—1986）参照鲁迅的《唐宋传奇集》进而转译的«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1955）一书，有论者将此本赞誉为“该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现今国内学者对«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一书的译名可谓众说纷纭，陈依雯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及，“女汉学家费什曼翻译的《唐代传奇集》（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1955年版）中有译者撰写的长篇序言……”，成文艳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费什曼在《唐代小说》（1955）的后记中详细论述了唐代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最后还论及唐传奇对后世的影响”，索嘉威在其《唐代与清朝的小说俄译:历史及影响》（2020）一文中也提到，“20世纪50年代在俄罗斯出版了两个唐代小说的俄译本选集……第二个书名为《唐代传奇》的译本遐迩闻名”，可见，“Танские новеллы”的译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笔者在本文中更倾向于将其译为“唐代传奇”。一方面，在费什曼的《唐代传奇》一书中共收录转译了20篇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其中有19篇均为传奇类小说；另一方面，什氏唐代文学研究均主要集中在对如《任氏传》、《柳毅传》、《李娃传》等传奇类小说的探讨。笔者这样的翻译选择虽然没有采用直译保留“новелла”一词的源语词意，但却更加准确地贴合原作内容，若将本文题目中“唐代传奇”改为“唐代小说”，难免使得论题过于宽泛，同时又与什氏唐代文学研究的内容有一定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