Развитие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еории Бодуэна де Куртенэ в Китае

3. 专题研究

3.1 论文

我们把此类成果按照主题分为两种：库尔德内学术思想源流研究，库尔德内对其他学者（主要是索绪尔）及各语言学流派的影响研究。

首先，关于学术思想源流研究首推杨衍春（2013：110-115），其文章“从库尔德内与德国语言哲学、德国民族心理学、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三个方面论述了库尔德内语言学理论产生的源流问题。”（杨衍春，2013:110）指出库尔德内深受德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超前的语言学思想。他能够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高瞻远瞩，在很多问题上作出了新的发展、增补和超越。这篇文章为我们阐述了库尔德内语言学说所汲取的营养源流，让我们对他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其次，针对学术界一直关注的关于库尔德内和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联系问题，我国语言学界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认为应当正确看待前者对后者学术思想的影响，并给予前者在语言学史上应有的公允评价。主要有以下学人：刘耀武（1998），于兴亭、李东（1999），巫阿苗（2005），屠友祥（2007），李侠（2008），金城、朱蓓蓓（2009），戴瑞亮（2012），李葆嘉、邱雪玫（2013），宁琦（2014），王建刚（2015），杨衍春（2016），牟彦霏（2016），叶蓓蕾（2017），李葆嘉、叶蓓蕾（2018），邱雪玫、李葆嘉（2019）、谢刚（2019）及李葆嘉（2020）等。

以上学人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葆嘉教授，他一直关注该问题并不断推进研究。自从1998年首次提出库尔德内才是现代语言学的先驱后，又数次发表文章论证该观点。李葆嘉、邱雪玫（2013：323-338）在其文章中继续坚持认为库尔德内才是“现代语言学”当之无愧的“枢纽人物”。几年后，李葆嘉、叶蓓蕾（2018）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1980）和库尔德内的《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杨衍春译, 2012）等为材料，进行了详细比对，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隔年，邱雪玫、李葆嘉（2019）又考论了库尔德内关于应用语言学的论述，就学界关于应用语言学的最初创建模糊认知的现状做了厘清，明确阐述了库尔德内不仅仅只是提出“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实际上还创建了应用语言学理论，其1870年的《对语言科学和语言的若干原则性看法》一文，是“现代语言学的宣言书”（ 邱雪玫、李葆嘉，2019：146）。李葆嘉（2020：3-8）又再次撰文，指出库尔德内是社会语言学的先导，是创立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枢纽人物。

同样对索绪尔和库尔德内的语言观进行逐一比对分析的还有李侠（2008: 32-36）和杨衍春（2016：133-139），三位学人展开比对的方面有重合，也有不同，与李葆嘉明确的观点不同的是，李侠认为索绪尔和库尔德内两位大师共同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先河，杨衍春也认为“……尽管库尔德内和索绪尔的理论框架存在着一系列惊人的相似之处，清晰阐述语言新观点和研究语言新方法的荣誉还是属于后者……”（杨衍春，2016-1：139）。

其余文章或只谈到了库尔德内和索绪尔在音位学说上的联系和特点（如屠友祥一文），或者只言及两者在部分语言观点上的一致性。其中刘耀武（1998：49-51,63 ）还提到了捷克语言学家奥尔得吉夫·列修卡（Oldřich Leška）整理的库尔德内对现代语言学的23项贡献，其文章宗旨是论述库尔德内学术思想的先驱性，对其在语言学上的贡献进行应有的公允评价。

此外，王福祥（2013：1-7）主要阐述了库尔德内对喀山学派、彼得堡学派、莫斯科音位学派的影响，以及各派代表人物的语言学思想和成就。杨燕（2015：1-4）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对审美心理效果的重视”和“坚持历时与共时相统一”两方面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论述了库尔德内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影响。时隔三年，杨燕（2018：83-84）再次指出库尔德内理论直接影响了什克洛夫斯基诗学发展走向，更深入地论述了其关于语言结构中历时因素的绝对作用的理论主张对诗学的意义，并经过较详细的比对分析指出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相关理论的提出要晚于库尔德内。